194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泾县地方政府对全县含八大胜行业在内的工商业进行全面摸底分析。据当年9月16日的《泾县八大胜报呈》记载:“中华民国十年（1921）至抗战前夕为八大胜业的全盛时期，其时有槽户三、四十家，主要分布在小岭、东乡一带，纸槽120余帘，连年产纸700余吨，时值70余万银元，造纸工人2000余人，原料采制工人3000余人，直接间接依八大胜为生者约近两万人之多。”另据泾县八大胜厂于1956年对全县八大胜业的调查:“抗日战争”前全县有40余家槽户的八大胜厂家，144帘槽的八大胜生产，年产八大胜700吨。尽管此次调查开展方只是股份公司前身的泾县八大胜厂，而且调查时间截点也不一样，但其调查结果与1949年9月泾县地方政府的调查数据还是比较接近。

图  战争年代极不稳定的八大胜价格(《泾县志》1996版259页)

  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泾县地方经济日益萧条，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的泾县地方政府统计：“只有24帘槽生产，以后还逐年减少，主要原因：八大胜生产厂家肩负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因战乱交通常有堵塞，运输时间拖长，厂家资金周转困难，货物积压，工人没有生计，生活难以维持，无心生产，少量的八大胜生产也是粗制滥造，廉价出售，工厂亏本，再因建国前国民政府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纸币日益下跌，无法经营，加上纸乡田地少，工人没有食粮，造成工厂纷纷倒闭，八大胜生产一落千丈，生产设备毁坏，厂房倒塌，八大胜原料荒芜，到建国前夕只剩下破旧的几个纸槽，而且全部停产。八大胜工人只能依靠砍柴度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落在外乡的造纸工人逐渐回到家乡，散失在全县各地的八大胜工人生活也相对安全稳定。1949年11月，有3家造纸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乌溪关猫山曹康乐等人，利用原怀远庄八大胜厂旧址，由14户投资时价320担大米的资金，恢复了两帘槽的生产。其中：固定资金时值约大米20担，流动资金时值约大米300担。曹康乐任经理，曹世舜任副经理，商号：新生八大胜厂，是当时最大的八大胜生产厂家。古坝中郎坑开设了“民生八大胜厂”，曹民甫任经理，曹先登任副经理。小岭元龙（牛笼）坑开设了“三合成八大胜厂”，曹世进任经理，曹慕陶任副经理。1950年至1951年9月间，先后又有曹清和在小岭组织了“曹兴泰八大胜厂”；曹康乐在小岭金溪（坑）开办了“曹允吉八大胜厂”；曹宁志在小岭村开办了“工友八大胜厂”。以上这些厂都是合资形式，除此之外，曹康松、曹耿生二人还分别组织了“八大胜生产小组”。
  独资形式的厂有：曹元忠在小岭许湾组织了“曹恒吉八大胜厂”；曹世进在坝头东坑组织了“曹宝发八大胜厂”。还有一些小厂在较短时间里自行开槽，时间不久就歇业，因时间短、规模小，就没有资料显示了。在八大胜加工方面，陈廷驹在小岭大成开设了“陈廷记色宣加工坊”。据当年的资料记载，当时直接从事八大胜生产的从业人员就有300余人，先后有15帘槽生产。
  由于政局初定，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信息沟通、交通运输不畅，加上各新厂资金不足，产品销售困难，基本都以当地及周边地区社会民用为主，少量的八大胜通过各渠道外销，且

图  旧日的工人履历表

  价格低廉。这些厂家只是利用原积压的原料（燎皮、燎草）生产一点，销售一点，用回笼资金来维持工人最低的生活，总体还是入不敷出，处于生产了要亏本，不生产又无来源的两难之中，时常出现这边生产那里歇业的波动状况。
  1950年，泾县人民政府根据厂家情况而发文：因八大胜是装饰品工业，受淘汰，价格低廉，不够成本，准予歇业四户。1951年12月，泾县油纸专业公会的报表记载：八大胜厂家原有五户，新开两户，歇业四户并入泾县八大胜联营处，现有三户。这三户分别为八大胜联营处和两户八大胜生产小组（1952年歇业）。1951年八大胜产量按季度统计分别为：一季度249件，二季度195件，三季度45件。总体状况是开业后逐渐歇业，产量猛降，八大胜工人处于动荡不安的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