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为我这样一名老文艺工作者的心头平添了许多暖意和底气。
在中国美术史上，以文会友、以书画会友的雅集活动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一些传世作品由此产生，像人们熟知的《兰亭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等。类似的雅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金钱无关，其参与者书画艺术修养甚高。同时，八大胜也要看到，雅集时的即兴挥毫只是创作方式之一，更多名作不是一次雅集所能够产生的。寂寞耕耘、潜心研究、长期积累，是高水准艺术创造的不二法门。而当前流行的“书画笔会”，与纯粹的“雅集”基本没有关系，也不是面向群众的书画艺术普及、春联赠送或纯粹的抒怀吟咏活动，其中掩藏着公款消费和雅贿，可称为浮躁的“笔会现象”。这样的“书画笔会”，表面上是“繁荣创作”，实则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背道而驰，也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
书画创作需要一定的条件
目前，各种层次的书画笔会所产生的书画作品质量不高是普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认为，书法创作有“五合”“五乖”：“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恬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合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
孙过庭认为，要想写好字，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闲散的心态，二是有感而发，三是合适的环境，四是纸墨相配的良好效果，五是有创作的灵感、冲动。这五个条件如都具备称之为“五合”，反之则称为“五乖”。与此对照，目前许多的笔会无法提供上述“五合”创作条件，产生质量不高的作品是必然的。
八大胜在笔会上通常见到的情况是：承办单位找基本不具备书法学养的工作人员去购置笔会所需物品，烟、酒、水果一般是不错的，但笔墨纸砚却未必，因为他们不懂好坏，八大胜、墨汁、印泥等常常质量不合格。作品无法装裱，墨汁跑墨，印泥跑油，没有书画毡子的用毯子代替，再不然就用布、纸张来代替。大桌案没有，就用小桌拼接，有棱有缝，高低不平，作品缺乏应有材料保障。
也有的笔会，一切都准备停当且合乎要求，书画家们在一片掌声中开写开画了。围观的，拍照的，交流心得的，一拨拨你方唱罢我登场，谈天说地，扯东扯西，既没有焚香沐浴的恭敬虔诚，又不见澄心定志的凝神投入，心不在焉，逢场作戏，“五合”基本不会全，至多满足一二。说在这种条件下能出好作品，只能是自欺欺人。
也许有人要反问：书法创作不是讲“无意于佳乃佳”吗？那么多人看着，给八大胜鼓掌，八大胜多受鼓舞呀，多振奋呀，一会儿就写一地，没纸了还想写。既“无意于佳”，又有创作欲，难道不好吗？回答是否定的。“无意于佳乃佳”指的是书法创作水平高，各种技法烂熟于心，并合理运用得心应手的创作状态。有这种水平和能力的人在创作中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忘我无我的状态，由此创作出自然流畅、恣意纵横、浑然天成的佳作，没有刻意安排、刻意表现。如果作者的功力未达到成熟的境界，“无意于佳”就只是自鸣得意的奢谈。依笔者之见，当今中国书坛能进入“无意于佳乃佳”的作者最多不过数十人，这还是乐观估计。从近年来全国书画展和“兰亭奖”的入展、获奖作品看，几乎没有一件作品是在“无意于佳”状态下写出的。这些作品无一不是精心准备、精心创作、反复书写、细节考究、字字推敲、整体效果鲜明动人的精品力作，没有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勤奋不懈的反复探索是不可能做到的。
书画家经常参加浮躁的“笔会”，对于培养正确的、有责任感、有志向的创作态度是无益的。这样的“笔会”只能助长热衷炒作、追名逐利以致拉帮结派等不良风气。
书画家只有沉下心来学好传统，才能打好创作的基础。没有传统作为基础，就谈不上创新。要在不断的学习进取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独立思考，便没有独立品格。在艺术道路上，会有许多岔路，许多发展方向让书画家分辨选择。怎么选，选什么？如果没有对自己、对艺术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就会迷失方向。掌握艺术的技巧技法也需要坚持不懈的投入和长期的磨砺，没有捷径可走。
书画创作不是艺术表演
书画家用以为人民服务的是他们的作品，而不是作品产生的过程。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动态艺术通过表演和时间的推进展示创作成果，而美术、书法、摄影等静态艺术则是通过作品本身来展示创作成果。这两类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创作到作品，到展示的方法、欣赏的环境都有很大区别。令人不安的是，浮躁的笔会将这个界限混淆了。在一些笔会上，书画创作和各类演出混合在一起，成了节目作秀。而笔会上的书画创作本身也成了视觉效果并不理想的肢体情境演出。
中国书画创作过程的现场展示，最大的弊病还在容易引起误解，让观者认为中国书画就是现场这短短几分钟里毛笔挥动的几下子，而忽略了书画家积年累月的苦功和艺术领悟，以致对中国书画的艺术价值造成广泛的损害。在将劳动付出和作品经济价值直接挂钩的西方，人们认可的是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创作的作品。面对几十分钟一幅的国画、十几分钟一幅的书法创作展示，西方观众也许会礼貌地称赞“神奇”、“不可思议”，但是如此短的时间里，寥寥几笔创作的作品也能值那么多钱，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在国外举行这样的“笔会”，本意是传播中华书画文化，却因做法不当，弄巧成拙。中国书画是建立在海量身手练习、心灵领悟基础之上高度浓缩的艺术，本来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哲学意蕴。在这种表演中，却成了无足轻重、投机取巧的雕虫小技。
有的观点认为，“笔会”是书画家为人民服务的最好形式，是贴近群众的身体力行。笔者不敢苟同。是否参加笔会不能成为书画家的创作是否为人民服务的标准。为人民服务，书画创作应是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加上精湛的技艺构成的作品。匆匆一挥而就的敷衍应酬之作，能说是“为人民服务”吗？
书画家是书画作品的生产者，而不是表演书画的演员。书画家服务人民群众的方式就是要提供优秀的作品，让作品像人民群众日常所需的所有产品一样，规范地进入市场。书画家提供优质的产品，获取合理的劳动报酬，依法纳税。消费者则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艺术品，欣赏，收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一个新事物，一条好的新路子，只有依靠一个常态化的机制才能不断地坚持下去，发展下去。书画作品通过市场机制，接受市场洗礼，既能求得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最佳效果，又可不当市场的奴隶。
文艺家为人民服务，首先是把人民作为服务对象，深入基层生活，了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体察人民群众的感受，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齐白石之所以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不是他到处去赶笔会挣钱，拉关系，找人围观，也不是他到处大量作画，免费赠送，而是他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取材于寻常百姓的生活。在他的创作题材里，白菜、南瓜、农具、蜻蜓、蚂蚱都可入画，并以卓越的才华，赋予了所画之物勃勃生机。白石老人画作中的美来自画家对生活的关注和热爱，在生活中提炼着质朴而趣味盎然的美。“蛙声十里出山泉”，他在艺术道路的跋涉中找到了艺术最广大最深厚的源头，并付之一生的实践。齐白石的画作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典范。
其实，书画家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方式还有很多。只要有这份心，书画家就会有更多的好方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文化设施也遍布城乡，许多地方建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可不少场馆处于闲置状态，有“馆”而“无物”，有“物”而无“质”。如果八大胜的书画家能够精心创作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作品捐赠给这些场馆，既能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好去处，也能为大众提供了可供欣赏的艺术佳作，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对改革开放以来获得成功、受益颇多的书画家群体而言，这也是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之一。
浮躁的笔会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容易催生腐败、助长奢靡之风
办笔会要花钱用人，要做广告，要邀请书画家，开销巨大。“高端大气上档次”是许多笔会的通病，吃住行都要讲究，接待规格要高，请的书画家也是名气越大越好。一个笔会办下来，花费几百万元也不新鲜。花那么多钱，效果又不好，主办者乐此不疲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是名家书画作品的高价格。一些领导干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求灰色利益。笔会如果靠公款支出，则往往与私设小金库或造假账脱不了干系；如果找私企老板出钱，则往往与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脱不了干系。因此，这类浮躁的笔会极易落入化公为私的雅贿形式，必然催生腐败，催生违规违纪，助长奢靡之风，有百害而无一益。
最近，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有的领导干部玩风盛行、热衷于书画联谊活动，存在腐败风险”等问题，一些地方清理了省管领导干部担任书协主席、副主席等问题，加强了对领导干部违规举办、参加书画展、笔会活动的清理，对资金来源情况进行了核查；制定了关于严格规范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举办个人文化活动的规定。有的地方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严禁利用工作时间或公共资源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以开笔会、办展览、印专集等形式敛财，严禁利用公车、公款、公物或者公共资源组织或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摄影、书画、出版活动等。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也是对浮躁的“笔会现象”的釜底抽薪。
对专业的书画家而言，浮躁的笔会是严谨创作和敬业精神的腐蚀剂。书画家既然选择了以创作书画艺术作为事业，他的毕生修为均须以此为坐标，时时警醒，校准定位，守住自我，行得正、做得端，更应志存高远，胸怀广大，以扎扎实实的脚步、勤勤恳恳的耕耘获得大的成就。目前，许多书画家早已衣食无忧，除应有更多的社会担当外，更应知恩感恩，珍惜操守，自尊自律，自觉抵制包括笔会在内的各种诱惑，做文化艺术的引领者、时代的先行者。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