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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郑振铎编印中国版画木刻史丰碑

发布日期:2023-12-26 00:00 浏览次数:

 

杨建民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05日 14 版)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郑振铎
 

  一

  1933年12月,一部集合当时北平多家印纸斋、阁木版水印笺纸名品的豪华精美“宝籍”面世。尽管价格昂贵,可仅在北京、上海两地,初版100部就迅速销空。这使得当初颇为销路担心的编者立即着手再版。这部为中国木版水印保藏精品并使得此种技艺得以延续、发展的大书,就是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

  鲁迅对美术尤其木刻的喜爱除去促成出版及自费印刷了《近代木刻选集》一、二两部,还出版有《士敏土之图》、《〈死魂灵〉百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多种介绍外国木刻作品的著作。他向德国、苏联、日本等国收集这些作品的努力,在他的书信或日记中常常可以见到。后来他还举办外国木刻展览,主办木刻讲习班……在这方面做了极大努力。在介绍外国木刻艺术的同时,他对传统刻板印制也极重视。在北京时,他收集过一批木版水印信笺。当然,当初多是为了使用,鲁迅还常常不忍着笔,以为在这种信笺上写字简直是糟蹋艺术。

  1932年11月,鲁迅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在琉璃厂的各家纸坊又搜集到一些笺纸。回上海后,写信时便分别寄给一些友人,也供他们欣赏。此时的鲁迅,正与一些爱好木刻的青年联系,对他们进行指导帮助,这些传统木刻笺纸便自然引发了他的特别关注。他想集制一部笺谱的念头,大约也就起于这段时间。

  二

  1933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三弟周建人与家人去看望鲁迅,带去了郑振铎赠给鲁迅的《中国文学史》(一至三本)。这部郑振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附有许多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中国雕版书封、内文及图画印件。郑振铎在当时爱好并收集中国古代雕版画已颇有时日,这种相同嗜好使鲁迅立即决定:收集、印制一部笺谱书,为中国木刻史留下鉴证。2月5日,鲁迅给郑振铎写了一封信:

  西谛先生:

  昨乔峰交到惠赠之中国文学史三本,谢谢!

  去冬回北平,在留黎厂(即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 《文美斋笺谱》 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 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

  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

  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因在地域上,实为最便……

  信中乔峰即周建人。

  对于这件大事的托付,鲁迅并不是随便的。除去郑振铎爱好收集古代雕版画,具有相当眼力之外,鲁迅与他还有一段颇不寻常的相助联系。

  郑振铎很早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但早期收罗有限。这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给了郑振铎的研究以极大帮助。一次郑振铎写信询问《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的情况,鲁迅特别为他抄录《醒世恒言》的全部目录。并告诉他,此书是从一位朋友处借来抄出的。

  此外,1925年4月郑振铎想看看古籍《西湖二集》,便去信问鲁迅有没有此书。鲁迅收信后立即将所藏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全图)六册寄去。并在信中说自己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赠给郑振铎。接到鲁迅函不久,郑振铎来到上海。那是1933年4月的一天,他先到为其转信的周建人处,由周建人偕他一块去拜访鲁迅。见到郑振铎后,鲁迅谈到他在北京的感触:“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搬出不少在北京买的彩色笺纸给郑振铎看,并且再一次强调:“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收罗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当然,这话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已经写清楚了。当时他们商量,由郑振铎在北京搜访,并将收集的笺纸寄鲁迅。最后由鲁迅出资将选出的笺纸在北京印店预定印50部,分赠友人。

  三

  回到北京后,郑振铎便设法进行印刷笺谱的工作。首先得到各家印店里选购优秀笺样,再与他们交涉印刷事宜。郑振铎到的第一家是琉璃厂名为“清秘阁”的纸店。在这里购得好些笺样,说起印刷笺纸的事,不料这家老板一口回绝,说是50部***不能开印。郑振铎问:印一百部行不行呢?老板说:到印的时候再商量。

  还没来得及跑第二家,热河战事便开始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承德;不久又占领了热河全省并继续向长城及滦西、察东等地进犯,平津一带受到很大震动。在北平的郑振铎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半年后的九月初他又到上海见到鲁迅,心力才进一步被激发出来。

  郑振铎是带着凄婉的心情说到印笺谱的事,鲁迅说:那就印一百部,总不会没有人要吧?接着他鼓励郑振铎:这事八大胜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八大胜做的。郑振铎得到鼓舞,回到北京后,便进入到真正、有实质性进展的工作中了。

  他到“淳菁阁”寻访,见到许多“清隽绝伦”的诗笺。特别是陈师曾(即陈衡恪,陈寅恪之兄)的画幅,虽寥寥数笔却潇洒不俗,似专为笺纸所制。这些有陈师曾画的笺纸,郑振铎当然一幅也不能放过。另外在这里还见到吴待秋、金拱北等名家的作品和姚茫父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郑振铎一一收回。过了几天,郑振铎又到琉璃厂的“松华斋”,见到陈师曾的八幅花果笺。接着又见到陈半丁、齐白石的画笺,郑振铎几乎是照单全收。

  有了这些收获,郑振铎赶紧将它们先行寄往上海的鲁迅,请先生予以选择。在收到来函还未收到笺纸时,鲁迅已经先在信中设置此书了:

  关于该书:(一)单色笺不知拟加入否?倘有佳作,我以为加入若干亦可。(二)宋元书影笺可不加入,因其与《留真谱》无大差别也。大典笺亦可不要。(三)用纸,我以为不如用八大胜,虽不及夹贡之漂亮,而较耐久,性亦柔软,适于订成较厚之书。(五)每部有四百张,则是八本,我以为豫约十元太廉,定为十二元,尚是很对得起人也。

  怕书信往返耽误时间,对于印制之事,他一应托付郑振铎。但还是提出了几点要求:“(一)应该每部做一个布套,(二)末后附一页,记明某年某月限定印造一百部,此为△△部云云,庶几足增声价,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

  北平一面,郑振铎也在琉璃厂努力寻访。九月底他来到“荣宝斋”,这是当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在这里,郑振铎见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等。谈到印笺谱之事时,他们也感到有难处,以为印一百部不易动工,只说到印的时候再商量。

  搜辑的数目不少了,陆续寄到了上海。此时的鲁迅正加紧择选,开始设定印制及装订,书名等事宜:

西谛先生:

  笺样昨日收到,看了半夜,标准从宽,连“仿虚白斋笺”在内,也只得取了二百六十九种,已将去取注在各包目录之上,并笺样一同寄回,请酌夺。

  ……

  书名。曰《北平笺谱》或《北平图谱》,如何?

  这是择选笺样后给郑振铎的第一封信。接下的一段时间,鲁迅写给郑振铎的信特别密,多就该书纸张、大小、印制、装订、目录写法,甚至广告等事宜进行指导、协商。他还特别提示郑振铎应将刻工的姓名署上,因为他们都认为刻工在制笺中的重要程度不下于画家。

  但是,将刻工姓名列入目录却费了郑振铎不少精力。在印刷店里,刻工是被视为一般甚至贱技来对待的。所以郑振铎访问刻工姓名时,这些店里觉得奇怪。这次“笺谱”出版,努力寻出并署上刻工之姓名,实在是对雕板业的尊重和支持,对后期雕板史提供了重要文献。

  经鲁迅、郑振铎两位编者的努力,需印笺纸终于选定。郑振铎购下并寄给鲁迅的共有500多种,最后由鲁迅选定340余幅。笺纸选定就该是印刷了,不料由于笺纸选自多家,需要一一与他们协商。几家一谈便应,几家最先亦说一百部无法开印但最后终于答应,唯有清秘阁坚决认为一百部无法开印,交涉多次也不能成功。郑振铎舍不得溥心畬、江采等几位名家20余幅作品,托请朋友从中通融,清秘阁才勉强答应印刷,但仍有十多幅色调较繁的蔬果笺被剔出。最后印出332幅。

  选印完成,鲁迅以文言为《北平笺谱》作序,另一位编者郑振铎亦用文言写一序言。两篇序言写好后,为保持一致情调,鲁迅让郑振铎在北京寻书家以笔录出付印。最终选定沈兼士书封面书名,沈尹默题扉页名,鲁迅序由“天行山鬼”(即魏建功)书,郑振铎序请郭绍虞书。

  四

  1933年12月,《北平笺谱》终于完工。该书印造仅百部,每部六册,蓝色封面,白签书名,线装包角,煞是大方美观。为防止纸铺随意续印,鲁迅和郑振铎分别在版权页上签名负责。

  《北平笺谱》当时设想的五十部看来大大保守,印一百部也不够。按当初鲁迅计划,内山书店包销20部,自存及送人20部,计上海两处共需40部。但大约北平方面所需亦甚多,郑振铎想多留几部,鲁迅不愿意:“至于我之二十部,实已不能分让,除我自藏及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约出,且还不够……不能折扣矣。”

  从信中可以见出鲁迅欲急切得到书的心情,另外还透出一个信息:他想将这中国的“版画集”寄赠世界重要国家图书馆。不过,他不愿意寄给当时法西斯统治的德国意大利以及常以老大自居的英国。

  信寄出没几天,郑振铎一面催承装的荣宝斋赶紧向上海寄书,一面携一部书赶往上海。1934年元月22日晚上,郑振铎将书交到鲁迅手里。当这散发着新印滋味的漂亮大书展现在眼前,他也颇有些情不自禁了:“重行展阅,觉得实也不恶,此番成绩,颇在豫想之上也。”

  接下来,鲁迅急切地将这部“笺谱”发往各地,分赠友人,除寄赠蔡元培、台静农等人外,多种寄给日本友人。

  分在北平、上海书店的“笺谱”销得也颇好。内山书店不到一周20部全部售罄。从各方需求看,再版几乎难免。这对于两位辛勤的编印者,该是多大的欣慰啊!受此鼓舞,两位编者再版了《北平笺谱》,又立即着手刻印明版水印木刻图画《十竹斋笺谱》,还预备着编印中国古代小说雕版插图……

  《北平笺谱》的印制成功不仅为当时乃至今天提供了精绝的书刊设计典范,更重要的,为中国版画木刻史树立了“断代之唯一之丰碑”。这部书的存在有力地为木刻水印的存在和水准作了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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